今年初，本报刊发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系列报道，就如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展开深入探讨，引发热烈反响。如今，一些国家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已有一段时间，其效果如何？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怎么管？本报就此展开了跟踪报道。——编者
“一纸禁令，能保护好孩子吗？”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发布《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召开研讨会。
自2025年底以来，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对此，来自国内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达成共识：应从“隔离管控”转向精细化治理，构建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多元协同的保护体系，切实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
1 禁令效果受一些因素影响
《报告》对1309篇相关综述类学术文献进行了计量研究，并对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管控政策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方向高度依赖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动机和社会文化语境。
《报告》中的一组数据证实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需求并未随着禁令的颁布而消失：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后，主流平台账号可见度下降约18%，但约七成原有账号持有者仍保留账号；未成年人普遍通过谎报年龄、借用家长账号等方式规避限制；Yope等替代平台用户量迅速攀升，约一半用户为16岁及以下。
“禁令式治理的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和治理成本上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智媒研究中心主任蒋俏蕾表示。
结合各国立法实践，《报告》将未成年人社媒管控大致归纳为3种模式，“禁令+家长同意”“设计准则+风险评估”“年龄分级+风险分级”。
“不同管控模式产生差异的底层原因在于产业发展、治理能力与政治因素的多重博弈。”蒋俏蕾介绍。
2 优化治理理念赋能成长
“完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既难做到也无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雳表示，身份认同是青少年时期的核心发展任务。其团队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移动媒介最突出的需求是人际交往，而非家长普遍认为的“玩游戏”，因此解决方案不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而是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
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2.03亿人，未成年人社交平台使用率约为81.75%。目前，我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基础，包括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
从权利视角出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认为，未成年人不是单纯需要被管控、被隔离的对象，他们是数字权利的主体，享有学习、表达、参与、发展的权利。
“你要让他们学会游泳，就要先让他们下水。”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郑宁认为，网络素养教育不应等到中小学，而应在幼儿园阶段就前置普及，让青少年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认为，未来应该优化治理理念，从隔离管控转向基于权利的风险管理，“关键在于如何赋能提高未成年人驾驭媒介的能力”。
3 多方携手共筑数字保护网
“应该构建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多元协同的保护体系。”何挺提醒。
强化平台法律责任与适龄设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焦点。方增泉指出，互联网平台负责对其各项资源、功能及系统进行风险管理，同时评估这些因素对儿童和青少年安全及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不同年龄段认知特点，进行差异化的内容与服务设计。
《报告》也强调，应警惕将复杂治理问题简单化为单一年龄的准入问题——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风险并非仅由“是否接入平台”决定，而是与平台功能设计、商业诱导、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交织相关。
家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黄佩指出，家庭教养本身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有重大影响。
在蒋俏蕾看来，未来政策优化的重点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提升治理精度和执行效能，制定“年龄分级”和“平台风险等级”两个维度的分级管控措施。
